专题首页    |   新闻资讯    |   媒体报道    |   嘉宾对谈    |   嘉宾介绍    |   华语文学网    |   信誉彩票老平台
嘉宾对谈
 陈思和的总结发言
来源:陈思和

  今天整整一天我都在学习中。我过去较少出现在这样的会议上,但并不是我不研究世华文学,我主要专业在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。我一直认为,世界华文文学就是中国当代文学或者比较文学的一部分。


  我觉得世界华文文学大致上有三类,一类像戴小华这样的华侨文学,她是从台湾去马来西亚的,老家在沧州。马来西亚(包括东南亚)有很多华侨,还有华侨的第二代、第三代、第四代,这样的华文文学,虽然用华文写作,但我认为应该属于马来西亚文学的一部分。东南亚,像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等很多国家是多元文化国家,他们的文学也是多元的,当然他们也有主流文学(比如马来文学),也有民族文学,华文文学就是其中的组成部分。所以,研究马华文学要注意到国别的概念,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。


  第二类是台港文学,也包括澳门,这一大块地区原本就是中国的一部分,但是因为1949年大陆和台湾分成两个地区,有很多作家从台湾去了国外,也有的在台湾出生,或者是台湾的第二代、第三代,本来就是客家的、闽南的,或者台湾原住民,这是非常特殊的形成。从大的政治背景下,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一部分,其实里面有很多具体的问题,包括语言、制度等等,我们研究中国文学一定要研究这一块,不能不研究台湾文学。更有一些舆论说中国大陆不属于世界华文的范畴,中国的概念和台湾的概念,变成了两个领域,现在一些人为划分的学科就会发生这些倾向性问题。在我看来,香港澳门不用说,台湾文学也是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,我讲现代中国文学史,是从1895年开始讲起,甲午战争以后,中国分成两类地区,一类是半殖民半封建的文学,还有一类殖民地的文学,包括香港、台湾,包括后来的伪满洲国等等,中国文学一直在是殖民地文学和半殖民地文学双重变奏中形成的,殖民地的台湾文学当然是中国的文学一部分。没有理由独立出去变成“世界华文文学”的一部分。


  第三类,与今天在座的大部分作家有关。像张翎、王琰、施玮、卢新华都是复旦的学生,不能因为他们出国了就算作外国作家了,国籍有那么重要吗?我认为新移民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,中国一部分作家由于各种原因出国了,现在全球化了,但从文化和语言意义上看,他们的创作仍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,就像当年郁达夫、郭沫若他们的创作一样。我在做研究的时候,我故意回避了“世界华文文学”这个概念。


  徐学清教授是我的同班同学,不久前与我有过一次讨论。她的观点是,张翎陈河都属于加拿大作家,她在加拿大约克大学开课,就是讲加拿大的华语文学。我觉得张翎、陈河将来的国际地位高了,加拿大的学界会慢慢接受像张翎陈河这样的华裔文学,我一点不反对。如果加拿大文学史上把张翎陈河写进去,这是好事,但问题是今天的加拿大文学史不会写张翎陈河,即便会,也不会像中国大陆学界对张翎陈河有那么深的理解,他们都是华语作家,作品主要读者都是中国人,能够指望加拿大的读者那么理解他们吗?加拿大的文学工作者,主要研究英语和法语作家,当他考察一个中国作家,而且使用华语来写作的,我想在加拿大不会受到那么深刻的重视和理解,我是这样看的,张翎陈河当然是中国作家,严歌苓当然是中国作家,所以我在文学史上会写严歌苓和张翎的章节。我们不关心他们,谁来关心他们?


  所以在今天,世界华文文学这样一个概念,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当然可以存在的,就像以前有人提出离散文学、移民文学、留学生文学,等等,都是可以用来概括的。但作为一个学科是不合适的。我就是从中国当代文学的立场来研究这些海外作家、台湾作家和港澳作家的,我的评价也没什么特殊,我觉得张翎、严歌苓的小说就是应该放在莫言、王安忆、贾平凹等人的文学创作的水平线上进行考量和评价,没有什么好特殊的。这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,不应该有另外一种标准去衡量;但是从另一方面看,华人作家走向世界毕竟构成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,也是当代文学非常重要的现象,而且不是一个人、两个人,是一大批人。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在全球化背景是成为世界性因素的一个重要现象。


 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来看海外作家,他们给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什么?增加了什么?我觉得这样的研讨就非常有意义。我特别喜欢刚才陈瑞琳的发言,一开始她讲张翎那段讲得非常好。我觉得有这样一个优秀的、高水准的评论家,这是海外作家的福气。她能在这样那样的不同环境中,对海外作家的创作做出整体的推介非常了不起。国内没有这样的条件,国内学者要研究一两个海外作家可能比较可行,要整体把握,确实有困难。首先资料收集就有困难,现在很多资料都是靠作家自己送的,很多东西就不能系统来把握。当然我们也有责任配合陈瑞琳他们多做点这样的工作。比如像今天的会议,这是很好的尝试。


  在海外的作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,中国当代文学现在已经走到一个瓶颈上,这个瓶颈非常明显。为什么?因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,是从“五四”开始的新文学运动,这是一个人为发起的文学运动,为什么这么说呢?所谓文学,从古到今都是爱好文学的人用文字写下来的,爱好文学的人不一定有什么使命,只是出于一种爱好,用各种形式来取悦于大家,也表达自己的感情。文学史上大多数文学创作,要么出于个人兴趣爱好,要么出于个人对世界的思考,要么为了卖钱编故事,无非都是这样的。它是一个自然而然产生的精神现象,是一种自然的文学。


  到了宋元明清,逐渐有了市场,有了说书人讲故事,有了市井文学。文学一直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生变化的。但是到了20世纪以后就不一样了。“五四”时期中国已经被纳入到世界的格局里去了,这以后的文学,不再是一个自生自灭、随着生活的发展而发展的自然过程,它是一下子看到自己和世界的差距了。这个时候,知识分子以西方为榜样,要向西方学习,把西方的托尔斯泰、歌德、雨果都搬过来了,模仿他们创作出一种文学,这个文学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,它是在一个巨大的力量推动下产生的文学运动,这种文学充满才气也充满戾气,充满对社会的控诉和批判,成为一种知识分子启蒙的思想武器。


  这条路,培养了至少五代到六代的作家,一直到新世纪,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,已经把“五四”新文学推到一个极致了,1990年代开始就有人说我们现在的文学被边缘化了,越来越差了。而我觉得现在的文学总体上肯定要比“五四”初期的文学优秀。但是它有一个传统延续发展到今天,就是我们这代人,基本上都带着巨大的观念去写作,我们要通过文学去改造社会,要表达人性,是带着观念层面的东西来从事写作的。


  但是,新世纪以后中国文学就不是这样了。新世纪以后的生活变化之大,是我们以前无法想象的。为什么?因为有了网络,有了新媒体,大量的人都参与到文学中来,今天的文学活动不是少数人,不是我们几个人坐在这里谈文学谈出来的,而是网络上千百万的人,人人都可以谈,人人都可以写,人人都可以变成作家。这种状况下,大量的文学创作又还原到传统的、随着生活发展而变化发展的自然的状态。


  这是两种不一样的文学观念,是有冲突的。记得我担任复旦中文系系主任的时候,系里有位老先生特地把我叫到他家里去,对我说:你做了系主任,我有一件事情要提醒你,金庸现在到处在大学里兼职,在浙江大学、北京大学都是兼职教授,你千万要守住阵地,不能让武侠小说进入到大学课堂。”其实金庸的影响,他文学的地位,大家都明白,但是学院里还守着传统观念,就是必须按照我们的观念做的文学才是文学,其他都不是文学。但现在这个观念已经不攻自破了,80后、90后的作家都去写类型小说了。现在的文学观念发生变化了。


 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,我觉得中国的纯文学,我们认为的主流文学,这几年发生的变化、分化非常之大。我们以前的方法已经失效了,我们的文学面临一个非常复杂的状况。我们原来的很多规范都已经失效了,新的能够辨证解读文学的理论都跟不上。21世纪未来文学要怎样发展,有很大的不确定性。如果走得好,可能会产生非常好的新的文学,如果走得不好呢也可能变得非常混乱。这就是我说的现在遇到的瓶颈。


 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,海外文学出现了一个奇迹。


  在今天,大陆第一代出国的人大概苦日子已经过去了,因为总归有一段时间要付出代价,在外面挣扎生存,所以很长一段时间,看不到海外作家产生的效应。但是现在就不同了。现在如果讨论中国最重要的作家,我肯定会提到一些海外华人作家,因为在我的认知里,凭借这一代海外华人作家的实力,我们中国文学的空间不是在缩小,而是在扩大,在全球都有影响,我们华文文学流转的空间扩大了,这是我们今天重视海外作家的原因。


  那么,我们再来看海外作家对我们提供了什么?我这方面经验有限,我只是站在个人的有限的阅读来考量。首先,中国作家在海外从事创作,不是从现在开始的,它是“五四”新文学的组成部分,在郭沫若、郁达夫、老舍、巴金、王独清、李金髪、徐志摩等人的作品里都可以看到。但是这些文学雏型后来没有进一步发展,反而衰落了,而且,即使在“五四”时期的海外题材的文学作品里,作家所刻画的中国人的精神面貌,也是很萎缩很痛苦的。与今天海外文学中的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完全不一样。刚才看到周励那么激动地说话,我就想明白了,原来她这个个性跟她的文字是一样的,就是说周励这么坦率的人,就是会产生这么有精气神的文字。海外中国那么一大批人,他们凭什么要出国?凭什么这么挣扎要到国外去?到国外去凭什么要写作?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。去海外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,有一股巨大的欲望,有的想发财,有的想谋生,有的想改变自己的命运,有的为了过更好的日子,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巨大欲望,这个欲望是人的生存的天赋权利,因为中国当时太穷,大家都想冲出去。另外,这还不仅仅是一个物质问题,还有一个精神层面的问题。因为当时中国的禁锢很多,国外至少在精神上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空间,所以大批的知识分子,大批的年轻人,宁愿从打工开始,从最艰苦的工作开始,也要改变一个活法,让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,这是一个大的精神解放,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巨大成果。


  有些作家原本在国内离功成名就一步之遥了,但是他宁愿把这些名利地位都抛弃,换一种活法,他们有的先去下海经商,后来又把国内事业抛弃,出国打拼去了。这样人生的几次大转变,不是说一定就会成功,但是他是在努力地找寻自己--不靠组织安排、不靠领导分配,就是靠自己努力来掌握自己命运。这一股精神力量,源自改革开放,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能够这么往上走,能够形成一个巨大的体量,靠的就是这个精神力量。


  这样一大批人到了国外,这股精神力量就促成海外华人巨大的成功,不是说过上好日子才是成功,至少在精神上,应该获得一个与我们不一样的层面--解放的层面,自由的层面。认识到这一点,我觉得非常重要,在周励的《曼哈顿的中国女人》,在那个1990年代初,就体现出来了,那就是“我成功了”的喜悦与骄傲,我就要成为曼哈顿的中国女人,我就是一股精神,我赶着往上走。周励在她的作品里表达了一个新的形象:中国人不再是一个哭哭啼啼受欺侮受委屈的形象了,“我”就是敢发财,就是敢追求名利,追求事业,“我”什么都敢,“我”就是了不起,她表达的就是这么一股精神,这是改变中国人形象很重要的一个方面,这是我说的第一点。


  另外还有一种中国形象。我要讲到严歌苓,我为什么喜欢她的小说,前面有位发言者已经把我的意思都说了,但是他的表达跟我的表达不一样,他说严歌苓是同情弱者,她是比较喜欢弱者,但我认为她笔下的弱者,心里有大海,虽然是弱者但心胸非常宽阔。这是最重要的一点,她写的那个妓女扶桑,一个被人欺负得什么都不是的人,像一块抹布,脏得不能再脏,破破烂烂,可是她显示了这种人性的庄严和伟大,她的伟大是你不可以征服她,你没办法征服她,严歌苓与周励是完全相反,她写的人物,就是中国人在世界各国被蹂躏、被欺负的形象,但是她有时很坚强,为什么?她没有被搞死,没有被赶回去,就成为这个地方的一个存在。我觉得严歌苓写这个女性,一个被损害的女性,她会写得那么好,她其实不是表达软弱,是表达我们民族的伟大。也许这个伟大很可能会被东方主义者所利用,我当时也跟她讨论过这个事,她把我们民族落后、软弱的一部分展示出来,但是恰恰是在这个关键点上,她写了中国民族性是不可以改变的,也不需要西方来拯救,也不需要西方来同情,我们就是这样存在下来的。


  我觉得这种观念,包括她后来写国内题材的作品,像《第九个寡妇》《小姨多鹤》等,也是这样写的,这一种东西在过去的海外文学里是很少看到的,许地山的小说里写过一点,但不是多见。这是中国海外文学当中最精彩的题材。


  其次,今天的海外华文文学继承、强化了中国文学的批判精神。“五四”新文学传统中,核心力量是批判的力量,从鲁迅开始,就是对中国社会的落后、颟顸、专制、愚昧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,如果我们抽掉了文学中的批判因素,那么就丧失了新文学的精神,与那些通俗小说、类型小说差不多了。因此新文学必须有一种力量能够触动当下,让读者认识当下,用文学来表达我们当下存在什么问题,我们必须要通过批判来推动社会进步,这个是文学的使命。


  如果说,只要“五四”新文学传统还存在,批判精神就是不可改变。但是现在国内的文学创作中,现实主义的批判功能被严重弱化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,新世纪已经十多年过去了。产生过那么多的文学作品,但是真正描写现实当下的社会生活,尤其是批判性的描写,非常少。余华写了《兄弟》算是一部有力量的作品,可是《兄弟》出版时,反而遭来国内批评界一片骂声,这么深刻地批判现实问题的作品,我们评论家难道看不见?都看不见?


  像鲁迅先生说的,要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文学,我反而在海外作家的创作里看到了。可能是在海外的作家没有在中国国内近20年来的社会经历,他们还是保持了对文学的童真,他们还是沉醉在文学干预社会、批判现实的文学观念里,他们就是这样想的,所以卢新华的小说,非常直面人生,像《紫禁女》《伤魂》写的就是中国史。他在大的立意象征里面有很多刻画,表达了对中国现实的敏锐性和批判性。


  我举个例子,《伤魂》里他写了一个人物幻想自己做皇帝,欲望野心越来越膨胀,后来犯事了,为了逃避惩罚,就装疯卖傻,变成一个疯子满地爬。我开始读的时候还以为这个人物真的疯了,但其实他没疯,他是为了躲避法律追究而装疯。这样两个极端的意象,一个野心勃勃的真疯子,一个是丧家犬似的假疯子,就这么联系在一起了。卢新华的尖锐性,就是看到中国被这块封建流毒渗透了的土地上,什么样的怪现象都会出现的。他写了一个小的现象,却成就了一个大的隐喻。他还是保持了1980年代的启蒙思想。这样的写作,海外作家中较为突出的还是严歌苓,像《陆犯焉识》《第九个寡妇》等等,有些内容是大陆作家没人写的。他们把中国的问题往深刻里走了一大步。


  第三,出现了大量的新题材、新经验。比如说张翎的《金山》,非常好的一部作品,对华侨历史的阐述,是一个史诗性的东西,我们过去没有。严歌苓的《扶桑》写到一部分,稍微写到移民生活,就跳过去了。而张翎则完整地写出来了,这部小说在文学史上毫无疑问是有地位的。


  这次看戴小华的作品,也是有这样的感受。她写就是“离散”史。与齐邦媛的《巨流河》相似类型。她写了家庭的离散命运,写了她妈妈去世的时候,爸爸也不在身边,不知道他在中国大陆的哪一个地方。直到过了一段时间以后,她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,他在海南岛旅游。她这样写,把人与人的天涯海角似的关系都写出来了,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。因为是真实的历史,因为是发生在她自己亲人身上的事情,就让读者更相信这样的故事。过去大陆写作者的经验里往往没有台湾部分,而台湾一般也是排斥大陆的,而戴小华跳出了海峡意识,这是特有的经验。这个经验是非常新鲜的,是我们过去没有的。


  有不少海外华文作家都是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出国的,充满了理想,对文学、国家、历史的看法都比较纯粹。刚才有作家发言时说到施玮的灵性文学,我很感兴趣,相信你们会写出一批深刻的,我们过去文学史上所缺乏的新作品。这是我们研究当代文学不能忽视的一块领域。


  谢谢大家!



官方微信
信誉彩票老平台官方微信公共平台--信誉彩票老平台权威信息。
官方微博
信誉彩票老平台官方微博--信誉彩票老平台权威信息。
信誉彩票老平台版权所有 沪ICP备13009802号-1
电子邮件:shanghaizuojia@126.com 联系电话:021-54047175